恕我孤陋寡闻，以前从教科书或者“大人物”的文章用典中，只读到过这样几句：“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同时一直被这样教导着：千万不要象杞人那样庸人自扰，为不可能发生的事辗转反侧，惹得后人嘲笑。其实，这只是“洁本”，“全本”寓言中还有更深刻的内容在后头。遗憾的是，直到近日闲来翻阅《列子.天瑞第一》，才发现在这则寓言中出场的除了“杞人”，还有另外三个人物：“忧彼之忧者”、“长庐子”和列子本人。

    “忧彼之忧者”不忍心看杞人自寻烦恼，便亲自前往劝慰他，说：天不过是一团气，漂浮在其中的日月星辰也不过是发光的气体，如何会掉下来呢？即便掉下来，也伤不了人，何必惧怕呢？地是一个充塞四周无处不在的大板块，人天天在上面行走都没事，怎么会塌呢？经他这样一劝，杞人“舍然大喜”，而“忧彼之忧者”也感觉自己很有本事，欣然离去。

    这件事不知怎么的被长庐子听说了，他认为：霓虹、云雾、风雨、四时，积气而成天；山岳、河海、金石、火木，积形而成地。既然天地是积气、积块而成，怎么知道它没有崩散的时候呢？忧天固然想得太远，但要说它永远不垮，也是不对的。天地早晚会有跨掉的那一天。人们不应当为之担忧吗？

    列子知道这三个人的态度后，笑着说：说天地崩坏的人很荒谬，说天地永远不会垮也很荒谬。天地到底会不会崩坏呢？这个我是不知道的。要知道，“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所以我是不会对天地是否会蹦坠这样的问题而烦恼的。

    在这则颇有典型意义的寓言中，杞人无疑可以比拟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没有多少知识，也没有很高的智商，生活平平庸庸，十分艰难，却喜欢自己瞎琢磨事儿。可是，想的事儿越多，想不明白的时候也就越多，于是常常忧心忡忡，总担心有朝一日会天下大乱。

    而“忧杞人之忧者”则不然。尽管他也没有多少文化，日子过得也不见得滋润，但他仗着一点小聪明，自我感觉良好，时不时以“智者”和“热心人”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在杞人的面前，在为人排忧解难中，既体验了古道热肠的境界，又满足了自我炫耀的虚荣心。只可惜，他终究未能免庸人之俗，表面上替人分了忧，实际上可能误导了别人，让他人以错为对，为未来灾难的到来留下了未做绸缪的隐患。

    相比较而言，长庐子则更具有现代人的冷静和理智。我们有理由推定他是受过良好的知识和文化教育的。对于杞人之忧，以及“热心人”的宽言，长庐子以思辨的眼光加以评判并得出“奚为不忧”的结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星球相撞和自我毁灭的必然性，而长庐子在几千年前就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十分难得。考虑到即使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特异功能、水变油等伪科学仍大行其市的现实，他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可惜的是，这样一位自觉意义上的先知者，竟被长期湮没无闻，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至于列子本人，自然是很有哲学眼光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秋，我们连生死来去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又何必为未知的未来而自寻烦恼呢？这话当然很符合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或者说国人的这种习惯性思维方式正是在列子这些古圣先贤的熏陶下形成的。这样想，人生自然要快乐得多，可总是这样一代一代浑浑噩噩下去，怕也不是什么好事。

    对“杞人忧天”中的这四个人，人们一般的态度是：嘲弄“杞人”，欢迎“忧彼之忧者”，拜服“列子”，冷眼看待“长庐子”。我想，这恰好反映出国人怠于究根问底，惯于自欺欺人，听不得逆耳忠言，不愿做终极追问的劣根性。

    7月3日，东莞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正式公布，对比之前的征求意见稿，新出炉的定稿中关于“提高房租、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一项内容被彻底删除。（7月4日《南方都市报》）

    一个月前，《分析报告》（讨论稿）首次亮相即招来一片质疑之声。人们普遍认为正是“低素质人群”造就了东莞的今天，应创造条件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而不是将他们当作“累赘”甩掉。有媒体评论甚至直称东莞对外来工卸磨杀驴，是“一座文化沙漠中野蛮的忘恩负义之城”。此次公布的《分析报告》中删除“涨房租转移人口”的提法，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因此而断定东莞市彻底转变发展理念，向着善待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靠近的话，未免过于乐观。

    任何社会和地区，要实现经济社会转型，都必然会面临人口素质改善、人力资源提升的问题。但是，政府推动经济社会转型，需要对群众利益、经济结构、文化教育、体制环境等因素作全方位的考量，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而不是急功近利，简单地靠冷冰冰的行政手段强行推动，靠嫌贫媚富的经济手段进行“势利化”调整，靠传统的“舍小家顾大家”的漠视少数人的利益诉求的方式进行利益的再分配。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东莞市最近出台的若干措施，恰恰暴露了该市在推动产业调整升级中的功利化情绪和“经济人”思维。在寸土寸金的东莞市搞生猪养殖，显然不如办企业、搞房地产划算，于是市政府出台了于法无据、于情不通的“禁猪令”；市区要改善人口结构，东莞南城便出台政策，九类非本地户籍的企业投资者和优秀人才子女可以入读公办学校，而那些为东莞的发展累弯了腰的新莞人，却因为无法连续两年纳税3万元以上，只能让子女遭受“入另册”的冷遇；东莞市从市财政中拿出1.2亿元给全市1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可那些和当地户籍居民一样同工同酬同税额的新莞人，却只能共苦不能同甘，无缘分得一杯羹。

    这一切表明，东莞市领导者的心中，从来就没有把那些培育出“东莞之花”的“微贱的粪土”们，当成城市的真正主人。我赞成这样的说法：一座城市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失掉良心。作为政府，更不做不得。毕竟，政府不是唯利是图的商贩，而是全体市民的利益代言人，这里面，就包括了现代城市中那些至今还地位、身份极其尴尬的新市民。

    几天前，贵州瓮安县发生了一起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事情缘起于溺水而亡的李树芬。据说，李溺水之前，与其同玩的刘某曾制止过其跳河行为，见李心情平静下来，刘“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据7月3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这两天，“做俯卧撑”成为网络上火得最快的流行语，“呈井喷式爆发”。

    如今，东莞市“高房租撵人”的政策因受到舆论的质疑而被删除，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定东莞市已经“心情平静下来”，不再打赶走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意了呢？我看不能。所以，我们应该拭目以待，而不是调过身来，像刘某一样没事儿似的开始做“俯卧撑”。

    大凡社会转型期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往好里说，是弃旧图新，锐意变革，“病树前头万木春”；往坏里说，就是礼乐崩坏，纲纪凌乱，是非善恶标准产生变异。总之，是一个危机与生机并存的社会。春秋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以往至高无上的周王室失去了号令天下的权威，分封诸侯的政治野心大为膨胀，不再向周王贡献朝聘，不再惟王命是听，不再遵守纲常礼仪，僭越称霸现象十分普遍，社会统治秩序大乱。各国同处在一个大凌小、强并弱的政治形势下。诸侯国为了增强各自实力，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只顾结果、不择手段，整个社会呈现出极端功利、道德水准急剧下降的状况。

   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宋襄公无疑是个另类的人。说他另类，是因为他的言行依然恪守先朝礼仪，在常人眼里显得迂腐古怪得很。

   齐桓公是春秋霸主，生前与宋襄公交好，曾将太子昭托付给宋襄公。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被几个奸臣抢先推上了君位，公子昭无奈之下逃到宋国，请襄公为他撑腰。宋国本是个实力较弱的小国，但宋襄公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仍然毫不犹豫地会聚诸侯，率军伐齐，齐国人乘机杀了无亏，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

   表面上看，这是宋襄公所恪守的礼仪诚信原则的胜利。其实不然。这件事成功得十分侥幸，也成功得十分冒险。以宋国国力，即便是加上几个附和的诸侯小国（楚国等大国根本没有听从襄公的号令），也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所以，宋襄公的成功其实并非其能力和实力的必然结果，也非其恪守的传统仁义礼仪的成功，而是齐国人内部权力争斗的偶然结果成就了他的仁义之名。

   在宋襄公的眼里，寻常人际、家国大计，都应恪守仁义礼仪之道，不应该巧诈诡秘、欺瞒无信。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天地间任何事情就有规则可言，任何问题都能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即便是国力弱小、兵甲不足，只要修行仁义，就能凡事做到堂堂正正，就能获得别国的尊重；反之，如果是一个无道之君，即使麾下兵强马壮，也必然没有好下场。所以，在率众伐齐，帮助公子昭继位后，宋襄公就想重修齐桓公之霸业。于是，与楚成王、齐孝公约定，秋七月大会诸侯结盟，推举盟主。

   楚成王早就觊觎盟主之位，便早早定下伏兵劫盟之计。公子目夷劝宋襄公说：“楚人心怀叵测，我担心你受到欺骗。”宋襄公却自以为忠信待人，不以为然。到了七月，宋襄公轻车简从要赶去结盟。目夷说：“楚国强盛又不讲信义，你应该乘兵车去。”襄公说：“我与诸侯修好结盟，若带兵车，岂不失信于诸侯？”结果，在推选盟主的盟坛上，楚成王有恃无恐，率先发难，以预伏甲士俘虏了宋襄公。众诸侯吓得魂不附体，只好请楚王登坛，举行仪式，尊其为盟主。虽然后来楚成王恐诸侯怪其不道，释放了宋襄公，但盟主之位却是牢牢地坐上了。这一次，宋襄公坚持诚信外交的原则，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却没能象帮助公子昭继位那样获得幸运的成功，反而是颜面尽失，自取其辱。

   后来，宋襄公才知道，楚成王最终登上盟主宝座，是郑国国君首先提议的。所以，准备出兵讨伐郑国。郑国于是求助于楚。楚成王决定直接攻打宋国以解郑国之围。

   在春秋以前，讲究骑士风度的战争规则。对阵双方首先要排兵布阵，摆开架势，当面锣对面鼓，兵对兵将对将，凭实力说话。任何一方都不能采取诸如偷袭、不宣而战、混水摸鱼等不光彩手段来进攻另一方，否则就是违反战争规则，就会受到耻笑和唾骂，就是赢了战争，也会失去信誉和尊敬。而到了春秋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大家眼里看到的只有结果，打仗的唯一目的就是获胜，只要获胜，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

   只有宋襄公还坚守着古典的战争规则。宋军在泓水岸边列好阵型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国右司马向襄公建议：“楚军势众，应趁他们半渡之时，突然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说：“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有害于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后来，楚军渡过鸿水，右司马又说：“现在楚军刚刚过河，我们应该乘他们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仍然不予采纳。直到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宋襄公才击鼓进攻。结果，宋军寡不敌众，大败而归，宋襄公也受了伤，次年死去。

二

   或许，宋襄公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自己始终不渝地遵守古圣先贤传下来的礼仪和规则，而诸侯各国却全然不顾礼仪廉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自己身边的人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为什么自己毕生讲求诚信仁义，到头来还是敌不过那些贪婪、无耻、狡诈、无信的暴发户？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在春秋时代，宋襄公所代表的礼仪仁义至上的价值观，已经被天下人毫不吝啬地抛弃了，而同时代的其它人所信奉的是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以一种为时代所抛弃的价值观来挑战社会整体所遵从的价值观，无异于螳臂当车，更好象唐吉苛德挺起长矛大战风车一般，最终只会落得遍体鳞伤，甚至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还会因为不自量力而遭世人唾笑。所以，千百年来，国人总是众口一词地以一种讥笑、嘲弄、唾弃的口吻来评说“迂腐”的宋襄公，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然而，我们在尽情地嘲笑宋襄公的迂腐和愚蠢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想到，宋襄公式的迂腐是一种悲剧呢？又有谁会想到，宋襄公的悲剧并非仅仅其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悲剧，是中国人整体的悲剧呢？

   诚然，宋襄公逆时代潮流而动，宋襄公固守先朝旧礼不知权变，宋襄公过分看重礼仪仁义的力量，宋襄公缺乏创新进取精神，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他被后人嘲讽也是必然的。但是，宋襄公自有宋襄公难能可贵的品格，那就是遵从规则、恪守礼仪、注重诚信、不畏强势。他的失败，或者说他被历史所抛弃，并非简单的是他这个个体的消亡，而是意味着中国人从整体上放弃了诚、信、礼、义、规则等等这些最可宝贵的品质。

   事实上，中国的历史进程正是这样。从春秋战国以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逐渐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国人人生的最大原则。为人处世只看目的，而不顾过程与手段，读书如此（“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当官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类），婚姻如此（讲“门当户对”），友谊也如此（“多个朋友多条路”之类）。所以国人不再在乎什么规范和礼仪，不再讲求什么仁义和诚信，竞争和奋斗靠的只是坚忍和狡智，为达目的，投机取巧、坑懵拐骗、虚情假义、尔虞我诈，即便是最无耻下作的行为也在所不辞。

   大道理说得越多可能说服力反而越弱，所以姑且放下大道理不说。且举两个国人十分宝贝、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例子吧。

   先说说田忌赛马：起先，田忌与齐威王赛马，连输三阵。于是孙膑告诉田忌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结果田忌输一赢二，总比分赢了。这个故事被当作经典传诵了千百年，甚至被塞进教科书里用来教育现代的孩子，可见国人是非常认可孙膑的智能的。可是，这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甚至是一种严重的犯规行为，实在是有违“费厄泼赖”原则的不正当行为。但是，有谁谴责过吗？由此联想到中国的三十六计，什么“瞒天过海”、“借刀杀人”，什么“趁火打劫”、“笑里藏刀”，什么“偷梁换柱”、“上屋抽梯”，什么“美人计”、“苦肉计”，天啦！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智能？全是些厚黑狡诈的伎俩！但它们却被国人当成至宝，人生的指南！中国人的诚信仁义之心，就是在这些潜移默化的教化中消弭怠尽。

   再说说卧薪尝胆：越王句践为了报吴国的亡国之仇，宁肯卑躬屈膝为吴王之仆，每天睡柴房、尝苦胆以自励。为化解吴王的警惕之心，他在吴王生病时甚至恶心地为其尝粪。回国后又将心爱的美人西施拱手送给吴王。句践最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不但报了灭国之仇，而且由此称霸天下。后人感叹他的坚忍不拔，还有一联赞之：“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可是，从句践的行为中，有谁质疑过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样以人格与尊严为代价所取得的成功是不是值得称赞呢？又有谁留心到“句践式人格”在国人血脉中的流传，会使中国人的人性变得残忍、无耻起来呢？

   够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杀妻求将的吴起，弑兄逼父的李世民，流氓成性的刘邦，好大喜功的刘彻┅┅哪一个不是无耻无畏的典范！而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抹尽手上的血迹，一转身却成了国人传诵千年的英雄乃至圣人！

   当虚伪、狡诈、无耻屡屡取得成功而信守仁义礼仪却四处碰壁的时候，当虚伪、狡诈、无耻带来的成功为人们所佩服而仁义礼仪却被弃之如敝屣的时候，当虚伪、狡诈、无耻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旋律而仁义礼仪却被嘲为迂腐蠢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一番两千多年前的这位另类的宋襄公，在轻巧无聊的嘲讽中，难道我们不该沉重地怀念些什么吗？

    宋江与晁盖、吴用等一帮好汉猩猩相惜，但他最初并没有准备有一天要和这帮草寇走同一条路，所以，在刺配江州牢城的路上，晁盖等人强邀他上山入伙时，宋江认为这简直是“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并以自刎相拒。直到在洵阳楼上独自沉醉，想起自己三十已过，却功不成名不就，倒被文了双颊，做了贼配军时，不禁潸然泪下，悲从中来。于是，挥毫抒怀，“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几句内心独白表明，他的“虎狼之志”就是：忍受，以求出人头地。但是，他开始明白，一个社会身处底层的人，要想通过正常途径实现理想，势比登天还难。醒悟后的宋江，自然而然想起了黄巢，想起了那个大唐江山的终结者，于是豪兴大发，写下“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豪言壮语。于是，一个曲线跑官的思路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宋江不愧像他自称的那样，是个“有权谋”的人，在曲线跑官这条路上，他完成了其人生之路上最成功的一次运作。

    他的高明之处，首先就在于为自己的跑官行为披上了一层忠君报国的神圣外衣。他不但在梁山内部大造“招安”舆论，争取到除李逵等之外的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还将这一舆论造进了朝廷，造进了深宫内院，这样就使他的跑官行动在道义上找到了立足点。这一点，在收降呼延灼、关胜、索超等官府名将时，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他们毕竟是朝廷命官，很容易从心理上接近一个“常怀报国之心”的山寨之主。

    其次，宋江在实施曲线跑官术时，非常善于先做基层工作。一开始晁盖尚在，且反对招安，宋江的地位尚不稳固，所以他屡屡主动领兵征战，以广结梁山兄弟之心，架空晁盖，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在山寨大肆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逃出晁盖的“法眼”。在商量攻打曾头市时，晁盖决心要扭转这一局面，执意亲自领兵前往，并说出“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这样的难过话来。可惜天不佑晁，只一战便被史文恭的毒箭射中面颊。晁盖心犹不甘，临死前留下遗嘱：“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无可奈何地把阻止宋江的希望寄托给天意。自然，这样的话注定不会被不折不扣地遵从，尽管后来捉住史文恭的是卢俊义而非宋江，但梁山第一把交椅还是归了宋江，这是宋江走基层路线、架空晁盖的必然结果。

    宋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善于走皇上身边人的后门。最典型的例子是通过皇帝的姘头李师师来吹枕边风。宋江当上山寨之主后首次下山，就是借元夜观灯之名，混入东京府，“要见李师师一面，暗里取事。”只是不凑巧，第一次便赶上官家驾幸“与民同乐”，没能送上话头。次日上元节，宋江趁夜以黄金一百两叩开李师师的家门。尽管面对花魁娘子，宋江颇有些不能自持，但好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含蓄地表达出“只等金鸡消息”的隐衷。没想到，又碰上官家从地道里驾临，再加上被李逵一搅和，所以，此趟东京之行没能成事。此后，经过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番周折后，宋江又派燕青多将金宝前往京师“斡运衷情，达知今上”。燕青来见李师师，一番花言巧语，一堆金珠宝器，一曲凤箫呜咽，更兼一身逗人的纹绣，把个水性扬花的李师师哄得心襟摇荡，竟让燕青住进自己家中，终于让他等到了向道君皇上倾诉梁山好汉“心腹衷曲”的机会。

    宋江的所作所为曾经受到武松、鲁智深等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走李师师的门路，更是为李逵所不齿，但是宋江不为所动，坚持不懈地实施他的曲线跑官术，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这里面最关键的，我看还是他坚信他的这一行动代表了梁山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接受招安，图个锦衣玉食的前程，实在是自古以来绿林好汉的共同情结。

    从梁山好汉的归宿来看，鲁达在打方腊后，坐化于六和寺，似乎是修成了正果，应验了智真长老的预见，不过要说“正果非凡”，却终归有些过份。连鲁达自己在坐化前的“遗嘱”中都说：“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所以，对智真长老的话，不但众僧怀疑，连鲁达也不相信。

    说实话，我也一直怀疑智真长老并非真的认为鲁达与佛门有缘，而是别有隐情。隐情是什么？书里隐约已有答案——因为推荐鲁达的赵员外是文殊院的大施主。

    其实，智真长老一定不会看不出鲁达不是出家人的摸样。他大小是寺里五、七百僧人的头领，不至于糊涂得象白痴。可鲁达是赵员外荐来的人，赵员外还亲自带着礼品陪他上门，并介绍鲁达是他表弟。智真长老“如何别得他的面皮？”这赵员外是雁门县的大财主，打祖上就“舍钱在寺里”。轮到赵员外时，依旧时常施舍。虽说出家人吃百家饭穿百衲衣，不贪图锦衣玉食，可要维持五、七百号人的生计，毕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似赵员外这般慷慨的“大款”，自然成为文殊院众僧的重要生活来源。平日里，赵员外也与智真长老相处得就像兄弟一般。所以，智真长老只能收下鲁达。这一点，其实文殊院的众僧也是看得出的，因此，尽管众僧不情愿鲁达入寺，但“谏他不从”后，也只是抱怨长老“护短”，而没有骂他糊涂。

    按常理，鲁达应当对长老感激涕零，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才对。可事实上，就像如今许多靠关系走后门占据某些职位的人一样，他不但不会埋头苦干，反而依仗有靠山而吊儿郎当，终日混事。自打进了文殊院，鲁达就没有安分守己过。先是贪睡不学坐禅，“在佛殿后撒尿撒屎”，捱过四五个月后又因为“口中淡出鸟来”，而几次破戒私自下山喝得烂醉，回寺后又行凶打人，把半山亭子、山门下金刚都打坏了，直闹得众僧意见极大。

    尽管如此，智真长老还是一味袒护，一面以“眼下有些罗唣，后来却成得正果”来自欺欺人，一面又很世故地劝众僧看在赵员外的面子上容他一回。无奈鲁达太不争气，不但毫不收敛，反而酗酒成性，屡犯清规。没办法，智真长老只好自嘲地说：“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何况老僧乎？”间接地承认了自己对鲁达无计可施，最终修书一封，打发他投奔东京大相国寺才算了事。

    从智真长老迁就鲁达这件事情来看，他已完全把自己放在了“傍大款”的角色上，他与赵员外完全是一种依附关系，而不象表面上那样亲如兄弟。这大约是所有碍于情面委曲求全者所共有的心理状态吧。试想，如果文殊院众僧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犯愁的话，智真长老还会那样看重赵员外的施舍吗？如果没有了这层心理上的依赖感，鲁达的无理取闹还会被智真长老容忍吗？

    看来，还是古话说得好，“无欲则刚”，“无所求，方能无所惧。”

    发现了这一点，好汉们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落千丈。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播放《水浒传》连续剧时，我又翻出书来读了一遍，感觉居然又有了微妙的变化，我发现“好汉们”其实既非英雄又非盗贼，而是普普通通的人—有情有欲、有悲有喜、有俗有雅又活得十分无奈的“人”。

    不用说，梁山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来历，落草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他们中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点确凿无疑。在此之前，他们也想做个安分守己老死户牖的良民，或者奢望一点，做个听命于人的低层官吏。可世道不由人，他们不幸处在一个秩序紊乱人人自危的乱世之中。

    有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面对飞来横祸，他们中有的也曾委曲求全过，像林冲那样，强忍下娘子被人调戏这口气，指望吃亏求福，可来自外界的威胁并未因此而消减，反而变本加厉，直到逼得他家破人亡；有的也曾对朝廷国法寄托过希望，像柴皇城被人强占花园时，柴大官人起初不急不躁，以为有先朝皇帝御赐的丹书铁券在握，便是告到官府也不怕，没想到到头来反被捉到官府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差点丢了性命；有的也曾奋起抗争，试图以毒攻毒，像武松为兄报仇斗杀西门庆，发配孟州后，还醉打蒋门神，帮施恩重霸快活林，一时间可谓风头十足，但最终还是中了张都监等人的圈套，被诬陷见财起意，刺配恩州，要不是精明一点，怕是在路上就命丧飞云浦了。

    何以如此？透过这些个案，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便呈现出来。《水浒》第52回殷天锡强抢柴皇城的花园，黑旋风李逵要抱打不平，柴大官人却劝他息怒，说“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读到这里，真正佩服黑旋风的拙朴的智慧。他在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实在是一句警世之言，一下子便捅到了问题的根子上------法律形同虚设、统治者毫无原则，必然导致社会个体的“自我立法”和自行其是。

    试想，作为社会准则的国法、纲常、伦理的缺位，其直接后果就是混乱和无所适从，而代替它们来发号施令的只能剩下随心所欲的权与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你是躲让还是抗争，只要你与权势没有直接（哪怕是间接）的关联，下场都只能是走投无路，任人宰割。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山好汉之会聚山林，其实是那个腐朽没落的社会肌体上必然要结出的“恶之花”。

    表面上看，好汉们啸聚山林，从心所欲，“天子呼来不上船”，潇洒之极，可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一段辛酸苦痛被逼无奈的过去，他们在内心里向往的还是“招安！招安！”期望搏一个封妻荫子的前程，哪怕是清贫安逸的百姓生活。

    而这种向往招安，从本质上讲，其实与向往国泰民安，也就是向往“条例依得的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介子推忠君赴义、鄙弃功名利禄的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深。后人不仅造了个“寒食节”来纪念他，还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庙宇来祭奠他，文人雅士登临题咏、寓兴抒怀的就更是不胜枚举。这样的讴歌绵延不绝，贯穿数千年，其不动声色的道德教化，使人们不假思索地形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以至于很少有人对介子推的所作所为投以审视的目光。

    其实，按照《左传》和《史记》的说法，介子推隐居之前，晋文公曾遍赏“从亡者”，可独独“不及子推”。后人多以为晋文公薄情寡义，而李渔在其《笠翁别集》中却说：“予独嘉其有识。”大赞晋文公有眼光，会识人。

    仔细思索之下，我觉得李渔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确实如李渔所说，“割股奉亲”这类非常之举，本是“人子之事”，且“必于亲疾垂危之日，万不得已而为之，求以自尽其心耳。”而主仆之间虽然关系密切，毕竟比不上血脉相连的亲人。介子推做出这样的举动，未免有些不合常情，难以理解。和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人叫易牙，本是齐桓公的厨师长。易牙为了让主子吃得好吃得爽，竟然把自己的儿子烹了献给齐桓公打牙祭，由此得到齐桓公的欣赏，后来成为祸国殃民的佞臣。因此，李渔的结论是，大凡做出的事情超越常情常理，必定不是顺乎本心，而是希望通过“奇能异行”，获得日后的“非常之报”。“割股奉君”就是这样的苦肉计。

    想想确实是这个理儿。跟随重耳逃亡的并非只有介子推一人，而是一群人。情况如果真的危急到了需要“割股奉君”的地步，那肯定是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充饥之物了——但凡有一点食物，他们是一定会奉献给主子的。那么，其他人又是靠什么没有被饿死的呢？因“割股”而创伤的介子推，又是靠什么渡过难关的呢？所以，重耳等人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应该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致命”，而介子推之所以作出“割股奉君”的举动，也并非迫不得已，而是表忠心的一次“非常秀”。

    回到晋文公“赏不及子推”的话题上，我看倒未必说明晋文公有眼光。历来品评一个人，主要看德与能。在德的方面，介子推“割股奉君”反映出他有“望报之心”，表面上忠心耿耿，实际上动机不纯；能的方面，我们迄今也不能从史书里找到资料能够证明他具有非凡才智。这样看，介子推原本就是从亡之人中的平庸者，并无多大功劳，不过有些苦劳而已。名单里没有他，其实很正常。或许晋文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而不是出于什么深远的考虑而故意漏掉他。

    但是很显然，介子推失望了。封赏完了，晋国的宫门之上很快就贴出了这样一首鸣不平的诗：“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还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大意是说：随从晋文公流亡的贤士五人中，四个人都得到了应得的封赏，唯有“割股奉君”的介子推还没着没落，不公平啊！

     这首诗，是不是出自介子推之手，无从考证了。宋朱熹《通鉴纲目》里说是他的“从人”所写。不管怎样，我相信诗里道出的的确是介子推的心声：因有所图而“割股奉君”，既不能得逞所愿，必然生怨愤之情。《诗经》里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介子推显然也“思服”了，“思服”的结果是怨恨，是反目成仇，是退隐山林。

    有人说，介子推是不屑于和其它从亡者同朝为官才退隐的，说明他品行高洁，堪为楷模。我想，这恐怕是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如果介子推是在被晋文公步步紧逼要求出仕的情况下无奈退隐的，或许还可以解读为品行高洁。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晋文公本来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封赏介子推，介子推却莫名其妙地退隐了。如果真的想退隐山林，为什么不在晋文公返国后就离开，而非要在晋文公封赏从亡者而未及己的情况下才走呢？难道说，他老人家能掐会算，竟然从门庭冷落中车马稀看出了晋文公要逼他出仕的强烈危机感？岂不荒唐！

    古人称立功、立言、立德为“三不朽”。世上大多数人既没有能力立功，也没有智慧立言，于是一窝蜂地挤到“立德”这条道上来，多有怀诈心、矫情者充斥其间。要想辨其真伪也不难，以常理常识推之即可——凡言行不合常情常理的，难保不是怀有“望报之心”的假道学。介子推“割股奉君”就是一例。

一

    老同学德纯在我博客上留言，要我抽个时间来写写他，并说“素材嘛，你掌握了我几十年，大概有二十三年吧。”又称昨晚同学姚来巢湖，喝多了云云。
    这倒是给我出了个难题。二十多年的同学之情，就像静静流趟的小溪，早已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习以为常了，真没想过有一天会提起笔来写写。就好比居家过日子，一天三餐，到底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却往往不大容易记起来一样。
    怎么写？写什么？踌躇间，思维忽然飞到他和姚昨晚喝酒上。和姚在一起，想必桌上少不了“小黑子”这个称呼吧。
    “小黑子”是姚给他起的绰号。姚曾经在我看来是很胖的，说曾经是因为现在我比他更胖，反觉得他现在并不胖了。“小黑子”这三个字，从胖胖的、高高的姚的嘴里说出来，不是想象的那样干净利落嘎嘣脆，反而是轻飘飘的，甜腻腻的，伴着几分笑意和奶声奶气，颇有些老大哥逗弄小孩子的亲昵感。
    对“小黑子”这个绰号，德纯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喜欢还是反感，我一直琢磨不大明白。五一期间，德纯带孩子来合肥考试，晚上同学聚会。之前，他郑重其事地招呼我，不要在大庭广众下喊他“小黑子”，在女儿面前，要给他留点面子。
    这点小事当然没问题，做父亲的都很在意自己在儿女心目中的形象，能理解。不过，他这话是真是假，我还是有点犯糊涂。说假吧，没必要如此郑重交待；说真吧，那一对小眼中却透出狡黠的光。当然，出于慎重，我还是在她女儿面前给足了他面子。
    那次我本是要回老家看望母亲的，当时刚知道母亲从开春以来，身体就一直不好。要不是德纯来，大约我是不会留下来的。

二

    和德纯同学只有一年，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暑假。当时去巢北由冯玉祥将军开办的元山中学复读。那时候，元山中学的学风很浓，一天到晚学得昏天黑地，记忆中似乎和同学之间都没有太多的交往。复读那年，对德纯的印象只剩下三点。
    一是有一段时间经常和德纯一起去学校边上的田埂上复习功课。春天的时候，油菜花开，满眼金黄，晚风漾动花香，令人陶醉。当然，说陶醉，只是现在的感觉，那时候一到傍晚，大家三三两两地在油菜花开的田埂上，手不释卷，埋头苦读。我们是没有诗情画意的一群人，更是无暇玩乐的一群人。记得仅有的一次，几个同学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收录机，新奇的不得了，抱着到田野里、小溪边、山脚下去录各种各样的声音。一不小心就误了上课的时间，结果回到班上平生第一次被老师罚站，那个不好意思的劲儿，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脸热。
    另一个回荡在我记忆深处的就是校门外桥洞下的歌声。校门前不远处有一条公路通过，路中有一座桥，桥下空间不小，回声很大，好似天然的音箱。有一阵子，我和德纯常去桥洞下看书，瞅准外面没人时，就喉几嗓子。《北国之春》、《我的中国心》什么的，会的歌不多，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过据德纯一再讲，我的歌唱得其实很好。许多年以后，我常听到别人夸我歌唱得好。我想，那应该是德纯当初给了我信心和胆量。
    第三该是德纯给姚放哨的事了。那时候，虽然我们都很封建，男女生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但毕竟有情不自禁的人。姚和芸就是偷偷摸摸的一对。据说有天早上两人很早就到了教室，大约是想说说话、拉拉手什么的，又担心被同学看到。正好德纯也来了，姚就哄他说，我要给芸送复习资料，你帮我在门口看着，有人来就报个信。德纯很听话地站到了门口，警惕地四处张望。很多年后，我们嘲笑他傻，别人谈恋爱，竟然给人站岗。德纯总是很不服气，一再分辨说不知道他们在谈恋爱。他就是不愿想想，送复习资料也送得那么偷偷摸摸，还能没事儿？

三

四

    德纯的事，我似乎从来没帮上过忙，不过我的很多事，德纯却费了不少心，也跑了不少腿。
    比如，德纯谈恋爱，不是我介绍的，等我见到他那口子，人家都悄没声地结婚了，喜糖我都没捞上一颗。不过，我谈恋爱的时候，还请德纯帮我参谋过。说参谋，其实也就是有一次碰巧德纯来遇上了，过后跟我说挺不错的。然后，德纯就一直声称“我给他做过参谋！”很有点邀功之嫌。说得多了，我也就懒得驳他了。
    不过，我成家的时候，德纯还是帮了忙的。那时候我工资低，一个月才80几块，基本全部花光，所以个人的全部积蓄只有可怜的100块钱。虽说我们是简朴办婚事，但最起码的家具日用品还是要买的，很短钱用。电话打过去，德纯便摸着黑赶了几十里地从县城到我老家，帮我和父母讨点钱，第二天又风尘仆仆地送到合肥来。
    德纯自己是不是借了钱给我，借了多少，我现在已经记不住了。总之吧，在这件事上，德纯没有功劳但有苦劳。所以，成家的时候，德纯是我特别请到的三两个同学之一。我觉得，这很给他面子。他也承认，说，只请了两个同学，其中就有他，可见他这个同学非同一般。
    记得我爱人生产的时候，也是劳烦德纯到我老家通知我父母的。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很不方便。叫德纯去跑腿，我觉得理所当然。
    最近几年，我写评论比较多。2006年又在搜狐上开了博客，把稿子晒在那里。同学朋友熟人里，知道我博客地址的为数不多，寥寥数人而已。德纯是其中之一。据他自己说，他也是忠实读者之一，几乎每篇文章都看。不但看，还费心传播。
    一次，德纯很随便地对我说：“你那些稿子写得还行，观点不错，我和同事聊天，经常贩卖你的观点，同事都说我有思想。”
    这样说的时候，德纯很得意。我听了却气不打一处来：“小黑子，凭什么我写的文章倒成了你的观点，也不注明出处，这不是公然的学术腐败吗？！”
    德纯对我的愤怒毫不在意，说：“帮你忙呢！我就这样，你怎么着吧。”很无赖的样子。
    我当然没能怎么着，摊上这样一个同学，能怎么着呢？
    何况，还要做一辈子朋友呢。

    在西方，医院的发展最初是和宗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都鼓励教士把医院建在教堂附近，以便于向病人和穷人提供帮助。因此，医院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向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且强调生命呵护和人文关怀。

    不过，这种一开始由宗教组织承担的人文关怀义务，实际上在医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一种职业伦理要求。产生深远影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

    对专业医疗工作者的这种职业性要求，基于这样一种前提：人的生命取决于肉体的健康，也离不开心灵的健康，心灵状况又对肉体之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对于病人而言，除需要物质性的治疗以外，还需要心灵的慰籍，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心灵的慰籍更为重要。

    反观现实，我们的医疗机构在物质条件、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的今天，却逐渐淡漠了医患之间的人性化交流和抚慰，过去被视为“白衣天使”的医疗工作者，面对经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患者，似乎正在褪去温暖的笑容和体贴。患者很难看到可信赖的眼神，很难听到温情的话语，面对他们的永远是数不清的收费通知单、冷冰冰的医疗器械和白色口罩后面的毫无表情的面孔。

    然而，患者的心灵煎熬毕竟有增无减，他们在医院无法找到宣泄的渠道，而他们的亲人也通常只能做两件事：细心的照料和祈求老天保佑。人不是天生就迷信鬼神的，只有当现实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以至于身心俱疲彷徨失措的时候，才将乞求的眼光投向虚幻的世界。

    看得出来，在康华医院，祈求获得佛祖保佑的病人不在少数。因此，该院副院长才理直气壮地说，在医院内建佛堂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因为很多病人信佛教，在这里可以找到心灵的安危和依托，这是对病人的一种心理治疗。

    表面上看，副院长言之有理，可透过康华医院那缭绕的香火，我们不能不说，正是因为医院本身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才使得患者及其家人承受不了孤独、恐惧、茫然的心理折磨，转而投靠佛祖，以缓解心灵上的煎熬。

    由此可见，医院修佛堂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卸责。

    “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一过，雨下得更密了，三天两头，没完没了。双休日本可以逛逛大街、玩玩公园的，这时也只好枯坐家中，临窗发呆。天阴沉沉的，雨声单调而又沉闷乏味。倒是那满眼的绿使我的心情渐渐好转起来。那是一种惹人怜爱的嫩绿，滋润、饱满，青翠欲滴，张扬着春天的生机和生命的骄傲。看得人不禁心襟摇荡，连雨声也变得和谐而有节奏，如行云流水，充盈着动听的旋律。

    记忆中，故乡的雨也是这样，丰满而又明亮。故乡其实很贫脊，没有壮美的高山，也没有秀丽的水泊，几条水渠，几块洼地，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地方。但是，就象再平凡的花儿也有她的动人之处一样，故乡也有她独特的风韵，那就是每到清明前后春雨淅沥的时候。天气乍暖还寒，三两日和煦的阳光过去，春雨便开始纷纷飘洒，休眠了一个冬天的小麦、油菜和各种各样的杂草便以充沛的精力旺盛地生长起来，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已是满世界绿油油的一片。油菜花也随即开了，汇成金黄色的海洋，微风吹过，清香扑鼻，令人陶醉。无数朵不知名的小花，黄的、红的、白的、紫的，羞羞答答又兴高采烈地点缀在路边田头。无论是花还是草，抑或是那娥娜多姿的杨柳，枝叶里的水分都达到饱和状态，呈现出勃勃生机。

    故乡的春雨时节，有一种学名叫“地衣”的菌子，在田埂上随处可见，暗黑色，多皱，象经水泡过的木耳，嫩嫩的，一拉就碎。在我们那里，都称之为“地丹”，能食用，据说还很有营养。那时村里很穷，父老们常常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冒雨到田埂上采拾，回来用盐水浸泡，慢慢洗净里面的草茎和沙砾，再下锅炒，很好吃。如能洒上一点葱末作调料，味道更佳。儿时，我常跟父母出去捡地丹，往往一条田埂下来，就能捡到一大堆。捡时的兴奋远胜过吃时的愉悦，到现在我已记不清地丹到底是什么滋味了，但捡地丹时常常滑跤弄得满身是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现在想，地丹大约是老天对贫苦百姓的一种恩赐吧，有了它，多少人的生活中才多了一份缺衣少食时的依托和咀嚼艰辛时的慰藉。

    故乡的雨季里，令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放鹅。每年开春，家里都要养几只小鹅，嫩黄色的毛，绒球一般可爱。雨季的鹅是很好放的。早上起来，揉揉腥松的睡眼，把鹅赶到油菜地的田埂上即可。空气湿漉漉的，纤细的嫩草上还挂着雨珠。小鹅唧唧叫着贪婪地吃草，用不了一会儿工夫，就已经很饱了。我也因此感到非常满足和愉快。雨季放鹅其实用不着每天换一条田埂的，因为一夜过去，被鹅吃过的嫩草总是又长出了一大截。雨季的滋润和生机盎然于此也可见一斑。

    故乡的雨季并非绵绵不歇，而是时阴时晴，一场雨过后，必然伴着几个晴朗的日子。阳光也象经水洗过，特别的纯净、透亮，空气特别清爽宜人，是我蜗居城市这么多年里再也没有享受到的。只是，一场接一场的雨下过后，天气渐渐就热起来了，直到雨季过去，万物也就到了成熟的时候了。所以，故乡的雨季是孕育着成熟的季节。

    我怀念家乡的春雨。曾看过汪曾祺老先生的《昆明的雨》，写得清雅悠远之极，令人回味无穷。我的家乡比不上昆明，家乡的雨季也没有昆明那么多的菌子，没有炽红得象火炭一般的杨梅和让人的心变得软软的缅桂花，但是看了《昆明的雨》，袭上心头的抹也抹不掉、挥也挥不去的还是故乡的雨。